根據香港《南華早報》6月1日的一篇報道，一篇由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旗下多家國家級智庫聯合完成的研究論文，首次系統性地提出了一套可用于識別"哪些中國優勢技術應當納入出口管制視野"的框架，并從中遴選出了63項具備戰略敏感性或全球競爭力的候選技術。 

論文建議的限制出口技術

該論文第一作者、中國工程科技創新戰略研究院副秘書長彭現科在接受港媒采訪時表示，這項成果目前僅為學術層面的探索，并非官方敲定、即將落地實施的出口管制政策。

立場的轉換：哪些技術不能隨便流出去？

這篇題為《限制出口技術遴選框架及實證研究》的論文，3月19日首發于《中國科學院院刊》2026年第3期（《資訊與觀察》欄目），并在5月21日該刊新聞稿中被再次強調。

通訊作者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范國濱——我國高能激光工程科技領域核心學術帶頭人與科研組織者之一，長期深耕科技戰略咨詢研究；參與機構橫跨中國工程院創新戰略研究院、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深度介入國家科技安全頂層設計的權威智庫。

自特朗普首屆任期發動貿易戰以來，美國聯合盟友持續以半導體設備、EUV光刻、超算、軍工相關兩用技術等為軸心收緊對華技術準入，試圖把中國鎖死在價值鏈中低端。但過去數年，中國科技體系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從全面追趕變成了部分賽段領跑，在某些方向上，角色開始反轉：中國自己也要擔心關鍵技術、工藝訣竅、材料配方外流。

該論文點出了一個"近年來在中國很少公開討論的基本戰略問題"——經過數十年追趕，我國科技發展水平整體已由全面"跟跑"，轉變為基本"并跑"、少數"領跑"的"三跑并存"局面；在量子信息、增材制造、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領域，部分技術已處于國際領先地位。當此之時，如何科學地遴選"限制出口技術方向"，把技術出口管理當作維護國家安全與科技自立自強的工具之一，是一個必須系統性回答的問題。

方法論：一套可復用的遴選流程

該研究構建了一套可復用的遴選流程——作者將其命名為 "調研計量—篩選補充—評估分級"方法。框架從三個維度逐項評估每一項技術：一是必要性。該技術對中國的產業體系、國家科技基礎或國家安全是否具備戰略價值。二是可行性。技術成熟度如何？境外是否已存在可替代方案（若對手已有替代，管制的邊際收益下降）？三是影響性。限制措施可能對國內創新活力、產業鏈、就業與貿易關系產生的副作用。

篩選數據來源是復合的：團隊綜合參考了中外現有管制清單、國際專利分類（IPC）、技術差距模型、專利共現網絡分析，并以中國工程院學科分類做大類別切割便于院士專家評議。僅在先進材料領域，研究團隊就分析了超過21.5萬條國際專利記錄，輔以機器學習聚類模型識別關鍵技術節點。但最終63項"不是算法自動輸出"，而是專利計量與多輪專家評審共同拍板的結果。

論文亦坦承，其框架部分參考了美國商務部長期運行的出口管制機制邏輯——即專家評議+公開意見征詢來確定禁止/限制方向，且美國管制的瞄準線始終盯兩類：一是后發國家有望沖擊美方壟斷的賽道（如集成電路、超算），二是決定未來格局的前沿基礎技術（如3D打印、腦機接口、AI）。

63項清單：橫跨六大領域，三級風險梯隊

最終遴選出的63項候選技術覆蓋先進材料、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硬件、能源系統、生物技術、航空航天工程等方向。研究團隊按綜合評分劃為三級：

?一級（≥8.5分）——最高緊迫性/最敏感：包括衛星量子保密通信、電磁彈射技術、太陽能電池相關技術、通用小型化AI邊緣計算機、稀土廢渣尾礦金屬回收技術、汽車先進高強鋼生產技術等。

?二級（6.5—8.5分）——前瞻管控。

?三級（＜6.5分）——儲備觀察。

其余被點名的代表性條目還包括：石墨炔材料制備技術、紫外/深紫外晶體制備技術、超大型海上風電機組技術、空間機器人、高性能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碳電極制備技術、北斗三號星間鏈路自主定軌技術、自由空間光通信等。

這些技術有兩個共同特征：要么是中國已建立全球領先或準領先優勢的"護城河"型能力（典型如量子保密通信鏈路、部分稀土回收冶金工藝），要么是可能重塑下一代產業格局的種子技術（如鈣鈦礦、先進材料制備路線）。論文的邏輯很直接——優勢一旦擴散，護城河就會以年為尺度被削平，因此需要制度化的識別與管控工具。

論文建議，相關主管部門應抓三項頂層設計——跟蹤并預判國外限制方向以做好反制預案、完善我國限制出口技術的遴選流程與方法、推進管控措施的有序落地。

但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彭現科的表述應當被如實呈現：這是國家級智庫的學術研究成果，不是商務部/科技部已修訂發布的行政目錄。

事實上，中國已有的法定路徑是清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框架下，由商務部會同科技部發布和調整《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任何新增或強化限制都必須走公開征求意見、部門會商與法定程序。學術研究可以——也應當——為這套制度提供方法論支撐和候選清單參考，但兩者不能等同。

結語

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在于“列了哪63項”（名單本身仍可爭論），而在于它做了兩件事：第一，把“中國要不要建立成體系的技術外流管控思維”從禁忌話題變成可討論、可計量的學術問題；第二，給出一個可復用、可審計的遴選框架，使未來的政策討論不得不從“情緒”升級到“證據+流程”。

這份63項技術清單的本質，是一份寫在國家級智庫檔案里的“技術主權體檢報告”——讓我們明晰：我們已經有哪些不能丟的底牌，以及制度上該怎么保護？